王威廉1982年生；祖籍陕西西安，生于青海海晏；小说家、批评家，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生活课》《倒立生活》《北京一夜》（台湾）等。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 鲁迅的目光 文/王威廉 一 一个人一生总要做很多梦，但能记得的屈指可数。关于鲁迅先生，我竟然梦见过他，而且还相当真切，真切得仿佛实有其事。那个时刻、那个空间，乃至那个遥远的自己，都因了那个梦而成了心底坚不可摧的存在。 因为虚无的梦而确证了现实的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定是不多见的。 那时的自己，是西北一座边陲小城里的中学生，爱好文学，却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床侧的墙上挂的是爱因斯坦画像。每天睡前，我都会读一会儿文学作品。那天午饭后，我躺在床上读鲁迅先生的《野草》。我最先读了《雪》，立刻被深深地触动了。青海高原寒冷多变的气候，让我见识过各种各样的雪，先生作为一个生于江南的人，在写了江南艳丽的春雪以及充满童趣的雪人之后，竟然用了一个“但是”写到了“朔方”——那大西北苦寒之地的代称——的雪：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融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如粉，如沙，和黄土一样性质的雪，在这西北高原随处可见。春天到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和风细雨，而是黄沙飞扬、寒风嚎叫的吓人景象。这时候如果下雪，就不再是冬季洁白的鹅毛大雪，而就是跟黄土搅拌在一起的绝不粘连的沙状粉末。 先生从未到过边疆，却在想象中将那朔方之雪真实写下。就在我感慨先生能够用文字呈现遥远的真实之际，却看到了那寒风中的雪末竟然如同包藏火焰的大雾，升入太空而且旋转、闪烁，我被震撼到无以复加。我仿佛独自置身在宇宙的荒原中央，看见星云的爆炸与生成、恒星的旋转与炽烈。在无限宏阔中，那雪，却原来是雨的精魂，是艰难而死的微小之水，是生命的基本分子构成，这让我从震撼中陡然间进入了感动。 这么短的一篇文章，读完它连十分钟都不需要，但却让我经历了这样一段上天入地的精神旅程，因此，在我睡着之后，便梦见了先生。 我的房间很小，兼具卧室和书房的功能，先生就坐在我平时坐的椅子上。他用和煦的目光看着我，我就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也没有动的意念，仿佛被那目光完全笼罩了。我也盯着先生仔细看了，他虽然消瘦，但面色是红润的，他的胡子经过了精心修饰，每根都是那么清晰可见，又构成了有棱有角的整体。在这样的对视中我们好像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等到我醒来之后，才发现这是个梦，但难以置信的是，除了椅子上空空的没有先生之外，房间的其它景象乃至细节，跟梦中看到的完全一样，那书和笔的摆放连角度都是一样的。仿佛先生真的来过，然后安静地走了。 也许，这是一个很神秘的梦；也许，这个梦一点也不神秘，完全可以进行理性地分析，比如那是出自大脑的记忆，从而被解构掉。无论如何，先生给我心中带来的温情变成了我真实记忆的一部分。即便我日后不写作，没有做一个所谓的作家，这个梦依然会持久地用温情安慰着我的生命。有时候我也会想，在梦中怎么就没想着跟先生请教些什么呢？哪怕随便聊些什么都好。但是转念一想，这已经足够了。就像先生自己说的，在沉默的时候，我们感到充实，而一旦话说出口了，我们便会感到空虚。因此，我们面对面什么也没说，反倒如此充实，像是什么都说了。 当时在课文里学到的鲁迅先生，是一个横眉冷对、充满愤怒的人，但是他来到我的梦里，却是那样一个温厚慈祥的人。我相信梦里的那个他才是真实的他。我并不迷信梦，我只是相信那个梦代表了我阅读先生文字之后，出自精神和灵魂最真实的感受。 从此，我心底永远有了鲁迅先生那和煦的目光，仿佛得到了一位长辈的默默鼓励，就像是我的祖父对我的期望与鼓励一般。有一回，我从祖父那里看到了一本丢了封面、黑黄色发脆的竖排本老书，我小心翼翼翻开目录，看到鲁迅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是什么书？”我问祖父。 “这是我的高小课本。”祖父捋捋他下巴上的白胡子。他那会儿已经九十岁了，看上去和寿星公的形象没有两样。 祖父还保留了那个古旧的说法，所谓“高小”就是指五六年级。我难以置信，谁能想到，比我整整大六十岁的祖父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学鲁迅先生的文章了呢？而且，鲁迅入选的文章之多，也让我目瞪口呆，竟有五六篇，远远超过了我初中时的语文课本。我留意到，那篇我极为喜爱的《雪》也在其中。 根据祖父的年纪推算，那本书应该出版于1934年左右，那个时候，鲁迅先生还在世（先生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如果我的祖父当时去了上海，没准就可以见到先生，亲眼看到先生那和煦的目光。我对祖父说了我的设想，我的祖父感慨了一句：“鲁迅啊……”然后便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我不想打扰他，默默走开了。 我再次感慨起我的那个从未与人分享过的梦，竟然让我隔着太平洋般宽阔的六十年时间，那样真切地看到了鲁迅先生和煦的目光，这真的是一种奇迹，是文学、语言以及生命本身的奇迹。从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到我，已经有三代人在鲁迅先生的目光注视下成长起来乃至完成了生命的进程（祖父已经过世），我相信我的孩子还会继续在先生目光的注视下成长。因此，我感到了先生的目光如同基因一般，已经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我该如何辨析他之于我的存在？就像我们通过所见之物来逆推目光的起源，这是可能的吗？ 我忽然很想提出一组问题：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另一个人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 犹如天问。 二 关于鲁迅先生的研究著作已经汗牛充栋，成为一门专业化的学问，愚钝如我，想说出一点新的看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之前所说，我是通过阅读《野草》初步见识了鲁迅先生的文学世界，也许这构成了我自身文学启蒙的开端，那是一种不确定的、充满元气的、诡秘而又混沌的开端。多年以后，当我读到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之后，看到从鲁迅先生的《野草》中可以解读出那样一个瑰丽深邃而又复杂黑暗的哲学世界，让我大感惊异。 我在这里倒是想谈谈鲁迅先生唯一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这是他最平易散淡的文章，我可能还是想望着他和煦的目光，跟他聊聊天。 先生在《朝花夕拾》中，深情回忆了自己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人、事以及历史，不仅是记录自己生命的历程，更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那就是从切身的体验里边，批判传统文化中那些蒙昧的、扼制人性的东西，并从普通人那里发掘出光和热。因此，这些文章不止是现代散文的典范，而且是他用独特的目光审视世界的启示录。 在开篇《小引》中，先生说：“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时代的风云和自己的心情总是息息相关，离奇与芜杂更是乱世的特征，因此，这些回忆努力想寻找不可多得的闲适，但并非为了闲适，而是借此梳理自己的生命。先生不迷恋过去，甚至质疑回忆本身，他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是表达着对于回忆的警惕，人总是对往事充满温情，但极有可能其中有自我欺骗的成分。先生袒露自己的真诚，于此可见一斑。因此，我在鲁迅先生这里深深体会到，真诚是写作的前提，真诚地面对世界和自己，不欺人，也不自欺，这是比具体的技巧更加重要的。 当然，真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人是很难面对真实的自己的。不仅仅因为“文过饰非”是人性的虚荣，而且在潜意识里真实的信息便已经被毫无觉察地修改了。那么真诚需要的便不只是勇气，还需要智慧、悟性和洞察力。否则那种人云亦云的真诚，是最令人无奈、尴尬和痛惜的。 在《父亲的病》里，先生回忆自己小时候受衍太太这样一般人观念的影响，也难突破自己心底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不能让父亲平和地离开人间，这部分描写是极为揪心的：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地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 ；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儿，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 先生对于自己内心的活动没有丝毫矫饰。他对自己的剖析、辩难与忏悔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把这样私密的心绪公之于众，在那样的时代需要极大的勇气。 再来看看《二十四孝图》一文，里边流淌着非常强烈的愤慨情绪：“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这句话多次出现，如交响乐的鼓点重击，表达了先生的极端愤怒。他以“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为例，写了传统文化中可怕的荒谬与不人道：孩子知道自己要被父母活埋了还要喜笑颜开逗笑父母。先生写道：“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先生让我们真切地意识到，白话文运动并非只是一种语言方式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观念、思想乃至生存的根本变革，是必须挣脱传统的枷锁步入现代的一场抉择。这让他的愤怒有了深厚的思想根基，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宣泄。因此，我还是想再感慨一次：真诚最终要落脚到思想的深度上来，那种人云亦云的聒噪，只会沦为浅薄甚至帮凶。 我一直觉得鲁迅先生是个拥有和煦目光的长者，就是来自于这种感觉，他横眉冷对的巨大火气不是出自他天生的性情，而是出自历史与时代的紧张和激烈。他洞察到了历史进程中涌动着的疯狂燃烧的火山熔岩，他孱弱而敏感的身体被灼烧着，如沸水的煎熬，完全无法承受。他的呐喊与其说是怒吼，不如说是疼痛的呻吟。只是他耻于哀吟，他要大声地嚎叫，他以伤口迎击疼痛，他要将那团深不见底的黑暗振聋发聩。 那淤积在历史地层上的高密度黑暗，也淤积在他的心间。 因此，《朝花夕拾》用文字显影了一些记忆里的人物，但更是要清理那淤积的历史血管，清理那溃败扭曲的世道人心。每篇文章在人物出场之前，先生总会勾勒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后交织成一张绵密的信息之网，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出场，便注定了是立体的人、有深度的人。无论是《范爱农》涉及的辛亥革命，还是《藤野先生》涉及的日俄战争，莫不是如此。 看看《范爱农》中写出的历史时刻：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 寥寥数笔，就将当时的历史场景还原出来，并暗含着深刻的洞察力。在这篇文章中，先生以自己和范爱农一起办学校又失败的事情，写出人在乱世的可悲命运：渴望革命，渴望巨变，但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中，革命的力量看上去是摧枯拉朽的，但现实生活的改变依然是缓慢的，渺小的个人怎么能不彷徨和悲凉呢？那无力承受者的结局只能是极为凄惨的。比如范爱农的死：“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这个细节让人心惊。“直立着”意味着非正常的死亡，也意味着某种巨大的痛苦与不甘。 他写下那三个字的时候，一定怀着揪心之痛。 先生总是以自己的心去触摸历史，从不是站在空虚的概念上。在《五猖会》中，一件小事，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先生的温度。小时候，他想去五猖会玩，但父亲非要让他背过《鉴略》才能去。在他看来，那是一本无趣的古书。可为了出去玩，他终于背过了，但他去玩的时候却高兴不起来：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诧异”一词，照亮了先生过去的心绪。他书写那段小小的个人历史，表达的依然是对历史文化的忧思。父亲那样一个出自文化无意识的“命令”，让童年的“我”特别不快乐，这是为什么呢？童年是一个人最单纯最无邪的时刻，能让童年的“我”忘记了五猖会的快乐而记住了父亲无理的命令，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创伤记忆。因此，那传统文化对源初之人性、对自由之童心的压抑和损害，是先生的切肤之痛。从来都没有空洞的历史，只有承载了历史记忆的具体个人。先生对许多人和事的批评不留情面，都是洞见了那历史中残存的阴影，但他从来没有置身事外，他手持利刃，向我们自剖了他受伤的内部。他知道自己也已被那阴影感染，自己只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是扛起黑暗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里去的牺牲者。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终极命运，便是要与那黑暗同归于尽。因此，先生的精神底色是大悲凉的，每念及此，我都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从而隐约触摸到他的大悲悯。只有理解了鲁迅先生的大悲凉和他的大悲悯，才能洞察我们的来路，才能寻找我们今天与未来的去路。 三 无论读了先生多少文章，还是忍不住一种冲动要问：鲁迅究竟是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是一个当代中国人这样发问，要不被视为文盲，要不就是如我一般别有思虑。但是一个外国人这样发问呢？我们应该怎样跨越文化语境的障碍，去告诉对方鲁迅究竟是谁？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很容易回答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而且还越来越难回答。因为我所置身其中的文学场每年都会有关于鲁迅的种种争论，那些纠缠不清的话语如同浓雾升起，有时令我深受启发，仿佛发现了先生思想的新的可能性，但有时——也许是大多时候，我陷入了某种自我质疑当中：我是不是对先生的理解有误？我是不是特别浅薄，以至于失去了阐释鲁迅的权利？ 在网络空间里，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民间表达，甚至不乏彻底否定鲁迅的言论，而两个熟读鲁迅的人都想用鲁迅的话批倒对方，鲁迅变成了一件话语的兵器，这实在是非常荒诞的文化景观。因此，学者王富仁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在当下多元化的视野里，我们失落了一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鲁迅。”鲁迅作为作家自然注定是文化意义上的鲁迅，是可供阐释的鲁迅，但是，如果偏移太远，失去了“相对确定性”，实则面临着意义失效的困境。 我不能忘记汪晖先生阐释的鲁迅，那个幽深精微的哲人形象，将鲁迅的内在复杂性充分敞开。我也不能忘记钱理群先生阐述的鲁迅，鲁迅在他那里是一个有着滚烫灵魂的精神导师。钱先生是北大教授，却一直在跨越学术的门槛，向全社会、向年轻人乃至中学生阐述鲁迅，满怀着类似传教的信仰与热情，这让我对他有种发自心底的尊重。他们的研究与阐释至少构成了我个人对于鲁迅理解的重要基石。他们自然是在“相对确定性”的范畴之内锻造出的精神铁锚。 我在这里想特别谈谈阎晶明先生阐释的鲁迅，他在近年的许多文章中尤其是《鲁迅还在》一书中，以极为日常的视角用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的著述文字互相印证，还原鲁迅先生“相对确定性”的生活细节或生活真实。阎晶明先生的文章涉及鲁迅的烟酒、居住、纪念逝者、友谊、疾病等等，切口似乎很小，但这却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的生命事件，这让我们阅读之际，便有了一种与己有关的心境，鲁迅先生的看法也有了融入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可能。就我而言，因为我本人作为作家一直处于写作、现实与生活这三者的复杂纠缠之中，所以对于鲁迅先生的这些生活细节极为感兴趣。我所面临的一切境遇在先生那里是怎样的？他如何在一天天的日常生活中生出精神的根须与艺术的枝桠？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更加本质的生命困惑。 不可讳言，先生的作品总有一种思想与情感上的沉重感，即便他对这人世满怀深沉的热爱，但爱之深，责之愈切，他的心情难免不被黑暗所淤塞，他还能有多少快乐呢？阎晶明先生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的生命中亦有如常人般诸多欢喜的时刻，这对热爱他的人——如我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比如，《鲁迅还在》中提到鲁迅先生只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他喜欢的是临界状态下的微醺。他喝到好酒之后如此赞叹： “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多么诗意！ 但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他会将问题引向一个深远的境界。他有过喝酒的乐趣，但他小说中的人喝酒，都是借酒浇愁，喝的是苦酒。《孤独者》《在酒楼上》《孔乙己》等名篇，喝酒几乎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意象。那么，我不免觉得就是在那“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的微醺状态下，先生心底的沉重也如夜航三峡似的，山峦那突兀压抑的影子挥之不去。更别说抽烟这回事，他得了肺病都戒不掉烟，直至捏着烟卷离开了人世，这烟卷何尝不是一种无望的焦虑、一种聊胜于无的慰藉。这让先生把巨大的希望放在青年人身上。先生多次帮年轻人推荐文稿，鼓励他们写作，他说：“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他对自己永远是心存疑虑的，因此又说：“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文学新人想辞职专事写作，先生也劝：“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他的这些矛盾心情，都是来自于真诚的爱护，但是现实太残酷，让这种爱的话语陷入了悖论。 作家的思想与哲学家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不同，要在一个思想体系中安放鲁迅先生话语中的这些悖论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生活中，其实这些悖论反而无处不在，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常态。日常生活，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命场域，与人之生命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把鲁迅还原到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读懂先生、亲近先生。先生直到去世前三年，他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还写道：“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而日常生活，可不就是这人生的基本容器。 小说便是要把这个容器制成艺术品。 鲁迅先生因为懂得人生的根本处境，因而他笔下的小说人物都是孤独的个人。这需要作家拥有一个强健的精神主体，清醒而冷峻地在人物身上看到历史与时代的局限。这样的作家愈来愈稀少了，文学失去了照亮的能力。正如阎晶明先生所批评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有太多类型化的小说，其中人物缺乏“超越一时一事的精神内涵”，“作为个人，他们都是没有色彩的，典型性不足，更缺少象征性和寓言色彩。”这是一针见血的。我们今天的批评文章中总能看到引用德国本雅明说的“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但是，“孤独的个人”在鲁迅的小说那里早已是生动的存在，这理应早就成为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今天这个文明大转型时期，网络技术营造的虚拟文化，正把我们更深地与现实、与他人分隔开来，商业的把戏变得愈加无孔不入，个人变得越来越虚弱无力，我们其实更加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主体性，才能在无边的信息泡沫中找到自己的生命所在。 四 我的中学时代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能读到的书籍有限，基本上都徜徉在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中。至于对中国以外的作家，了解比较多的也只有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这条线索也是读了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才知晓的，先生说这些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这些话都给少年的我以很大的震撼，让我对于世界有了一些基本的看法。诗人作为世界立法者的形象，从此也一直深入我心。我开始了写作，写一些很浅薄的现代诗，并把它们分享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给予了我巨大的鼓励，我也因此而品尝到了艺术创造的最初愉悦。因此，在我生命觉醒时期建构起的这个艺术世界中，鲁迅先生无疑是核心的核心。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二十世纪有着派别繁多的作家和作品。有位朋友推荐我去读一本名为《百年孤独》的小说，说那是特别伟大的小说。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远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的作家。我认认真真读了《百年孤独》，又满怀兴奋读了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然后，我读了我能够找到的他的全部短篇小说。我跟其他人一样，完全被他的小说技艺所折服。他写小说，就像站在你面前的魔术师一般精彩。这个阅读的名单开始变长，福克纳、加缪、普鲁斯特、科塔萨尔、博尔赫斯……还有中国当代的小说家，有向往“寻根”的，有号称“先锋”的，莫言、余华等人的小说读起来跟我的“十九世纪审美经验”完全不符，但又那么迷人。 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这样的惊叹在我的心中反复激荡。谁能想到呢？我身处空间上的边缘竟然造成了时间上的延迟和迟滞。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晚期的人竟然对二十世纪的艺术文化一无所知，这自然是一种极大的荒谬，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一个人随着生命的成长，可以在自己生命内部形成多种时代文化的对话——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对话，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对话，这是一笔多么波澜壮阔的文化财富。 很快，我在莫言的文章中也看到了这样的描述。他在看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小说之后，便开始了爆发式创作，同时也伴随着那声惊叹： 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不禁会心一笑。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小说已经呈现出了与鲁迅时代的小说大不一样的艺术景观。小说的艺术，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在当代作家的笔下有了更加丰富的体现。现代小说这种本就诞生于西方现代性的艺术形式，也在中国的现代性过程中与中国的现实变得亲密无间，当代中国作家愈来愈可以直接在同时代的世界范围内寻找到艺术的参照与资源。现在回望先生，他相比于那些号称是“小说家”的魔术师们，不免显得过于俭朴，因此，先生距离当下的写作现场似乎在变远。换句话说，对鲁迅的研究尽管还是中文学术的热门显学，但是在文学创作方面先生已经不再是中心了，他的艺术风格不再被更加年轻的写作者追随和模仿，这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 有人会说，这个事实与历史、时代的巨大嬗变有关，先生笔下的乡土世界已经完全瓦解，民间的伦理文化自然也随之断裂，现在兴起的是城市文明及其背后崭新的科技理念。这个理由显然有道理，因为太显而易见。可问题在于，任何题材终究都会过时，而一个经典作家的写作是超越题材而抵达普遍的。鲁迅如果是一个经典作家，那么他就一定经得起历史语境的变化。 先生经得起重读吗？不仅仅是学者的阐述，而是经得起作家的重读？ 我留意着，凡是遇见作家写鲁迅的文章都会认真阅读。有几位作家对先生的感受让我一惊，先生果然还是在那个最根本的地方影响着后来者的创造。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在中国演讲的时候，说他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他在东京读大学，写了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然后很高兴地回家给他妈妈看。他妈妈说：你读过鲁迅先生的《故乡》和《希望》吗？大江先生读过鲁迅的小说《故乡》，知道那个著名的结尾：“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大江的母亲对他说，你的小说写出希望了吗？你的小说连一点希望的碎片也没有。他感到很惭愧，又去读了鲁迅的散文诗《希望》，里边反复吟唱：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大江先生这才意识到他妈妈的意思，无论是希望还是绝望，都不是可以廉价地说出口的。 什么是真正的希望？什么又是真正的绝望？我们有所回答吗？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只要活着都要面对的问题。 作家张承志写过数篇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鲁迅路口》一文对我触动最深。张承志站在绍兴的土地上，对先生的精神作出了新的猜测和理解。他发现在鲁迅故居不远处便是秋瑾的家，稍远一点是徐锡麟的家。张承志认为鲁迅不可能不认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血性和牺牲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让鲁迅的心中隐藏着难以言表的耻辱。那是一种苟活者的羞耻。这样的猜测让我大惊，但是仔细想来，似乎也未必是空穴来风。《狂人日记》与徐锡麟的剖心被吃的意象，《药》与秋瑾被杀而围观的景象，几成定论。张承志猜测着描绘了一个场景：“那是冬雨迷蒙的季节，鲁迅站在这里，独自眺望着秋瑾的家。不是不可能的，他苟活着，而那个言语过激的女子却死得凄惨。他只能快快提起笔来，以求区别于那些吃人血馒头的观众。” 没有这样的羞耻，怎会有先生那样极致的愤怒？对于庸众的恨区分了自身又囊括了自身，没有这恨之悖论，又怎么会写出《铸剑》那样可怕而不朽的小说？ 作家莫言专门谈过《铸剑》这篇小说，他说：“里面包含了现代小说的所有因素，黑色幽默、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有。《铸剑》里的黑衣人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我将其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觉得那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地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他同情弱者，更同情所谓的强者。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畏惧。”这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还说：“我愿意用我全部作品‘换’鲁迅的一个短篇小说。” 厌恶，连自己都厌恶。难道不正是出自苟活者的羞耻吗？ 希望，绝望，羞耻，厌恶，塑造了一个痛苦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又被认为是最坚硬的、最无所畏惧的，如同机甲战士一般。纤弱与刚烈，简单与繁复，爱与厌恶，在这个灵魂里奔涌融合，化成刺入人心的文字，割肉填疮般改变了一个悠久文明的腐烂。在这科技统治万物的二十一世纪，都说人类即将被生物学技术彻底解构掉——血肉无非是基因、分子及其排列，但这个瘦弱的人，竟然可以具备如此深邃的灵魂，这不能不让我为之震撼，不能不让我对人自身多出了一份信心。在这样深邃的灵魂面前，小说的创意、叙事的艺术、语言的搭配等等提法都显得那么轻如粉尘。我们今天重读先生，在先生这里——现代汉语文学的源头，必须要问一问的是：究竟什么是文学？ 那些魔术师般的语言组合花样，巧如舌簧的故事情节，如果远离了人的灵魂的深度，还称得上是文学吗？ 如果是，这样的文学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工智能会写得比我们更精彩。 五 中山大学中文系大楼边上有一座鲁迅先生的半身塑像，时时提醒我，鲁迅先生曾在广州待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不过，他在中山大学过得似乎并不特别开心。他作为中山大学首任教务主任，工作非常忙碌和琐碎，影响了他的写作和研究。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所以我尽管求学于这里，可对那个塑像感受不深，而且中山大学经历了搬迁，现在摆放塑像的地方先生并未踏足。 我第一次发现白云楼的鲁迅故居是一次偶然。那会儿，人人都以拥有一台单反相机为傲，我也不能免俗，我去海印音像市场买了一部尼康的单反相机，然后在附近的大街小巷里乱窜，看到什么便拍什么，仿佛重新见识了世界。我拍下了一排黄色的民国建筑，墙面上挺立着一根根灰白色的立柱，门楣和窗头上都有装饰纹路，有点儿巴洛克风格。我回家后，在电脑上欣赏照片的时候发现墙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白云楼鲁迅故居”的字样。我有些兴奋，拿出《野草》重读，发现题辞的最后写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一阵战栗划过我的心脏。 那瑰丽深邃的《野草》居然成稿于广州，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发现。我按图索骥，发现《铸剑》也成稿于广州，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这些作品与这座城市的主要面目相距甚远。我待在这座城市已经太多年了，我也尝试着写下自己的感受，在南方之南的潮湿溽热中努力探寻着自己的精神通孔，而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再次给予我一种莫大的鼓励和安慰。我觉得这座城市陡然间有了隐秘而幽暗的维度，变得更加可居了。 自那以后，白云楼的鲁迅故居便变成了我秘密的文学朝圣之地。 那里临近江边，先生住时应该是可以望见珠江的，现在隔了一排楼和一条街，反而变得格外幽静了。路边全是茂盛的榕树，使得这条白云路特别适合冥思和散步。先生七号单元二楼，那个单元的铁门锁着，我站在门口透过缝隙往里看，里边空空荡荡的，一副人去楼空的景象。我仰头看见二楼的阳台，却发现那里摆放着衣架和菜干，分明是有人在那里生活着。先生曾经也是那样朴实地生活着的吧。但他在这里一定是特别孤独的，他的左邻右舍说着粤语，他没法明白他们的意思。他坐在书桌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而已集·小杂感》） 他体验到人类的隔膜与悲剧，但是，他来广州却是因为爱。许广平是广州本地人，他们已经冲破世俗枷锁，在白云楼住在一起了。所以他写了几段话之后，又写道：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我感受到了那生命之爱对先生的滋养。我愈加喜欢这个地方了，它见证了先生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见证了我的。 先生在这里住了大约半年后，1927年9月27日，他和许广平离开了广州，前往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而四天前的9月23日，先生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灰，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三闲集·怎么写》 我反复阅读这段话，然后长时间站在白云楼的门口，没有别的行人，只有流星般偶尔开过的车。我看向街对面的大树，以及更远处的楼宇。我一个人站着，沉默让我的内心都没有了声音，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称得上充实，但有一瞬间，我似乎顺着先生的目光看了出去，和他的目光合二为一了。我是如此深刻地意识到，无论这个世界再怎么变化，都需要这样的目光去打量和穿透。否则，这个世界会丧失了存在，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这是鲁迅的目光。 >>>>>>访谈<<<<<< 从此，我心底永远有了鲁迅先生那和煦的目光，仿佛得到了一位长辈的默默鼓励，就像是我的祖父对我的期望与鼓励一般。有一回，我从祖父那里看到了一本丢了封面、黑黄色发脆的竖排本老书，我小心翼翼翻开目录，看到鲁迅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是什么书？”我问祖父。 “这是我的高小课本。”祖父捋捋他下巴上的白胡子。他那会儿已经九十岁了，看上去和寿星公的形象没有两样。 祖父还保留了那个古旧的说法，所谓“高小”就是指五六年级。我难以置信，谁能想到，比我整整大六十岁的祖父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学鲁迅先生的文章了呢？而且，鲁迅入选的文章之多，也让我目瞪口呆，竟有五六篇，远远超过了我初中时的语文课本。我留意到，那篇我极为喜爱的《雪》也在其中。 根据祖父的年纪推算，那本书应该出版于1934年左右，那个时候，鲁迅先生还在世（先生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如果我的祖父当时去了上海，没准就可以见到先生，亲眼看到先生那和煦的目光。我对祖父说了我的设想，我的祖父感慨了一句：“鲁迅啊……”然后便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我不想打扰他，默默走开了。 我再次感慨起我的那个从未与人分享过的梦，竟然让我隔着太平洋般宽阔的六十年时间，那样真切地看到了鲁迅先生和煦的目光，这真的是一种奇迹，是文学、语言以及生命本身的奇迹。从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到我，已经有三代人在鲁迅先生的目光注视下成长起来乃至完成了生命的进程（祖父已经过世），我相信我的孩子还会继续在先生目光的注视下成长。因此，我感到了先生的目光如同基因一般，已经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我该如何辨析他之于我的存在？就像我们通过所见之物来逆推目光的起源，这是可能的吗？ 我忽然很想提出一组问题：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另一个人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 犹如天问。 二 关于鲁迅先生的研究著作已经汗牛充栋，成为一门专业化的学问，愚钝如我，想说出一点新的看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之前所说，我是通过阅读《野草》初步见识了鲁迅先生的文学世界，也许这构成了我自身文学启蒙的开端，那是一种不确定的、充满元气的、诡秘而又混沌的开端。多年以后，当我读到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之后，看到从鲁迅先生的《野草》中可以解读出那样一个瑰丽深邃而又复杂黑暗的哲学世界，让我大感惊异。 我在这里倒是想谈谈鲁迅先生唯一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这是他最平易散淡的文章，我可能还是想望着他和煦的目光，跟他聊聊天。 先生在《朝花夕拾》中，深情回忆了自己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人、事以及历史，不仅是记录自己生命的历程，更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那就是从切身的体验里边，批判传统文化中那些蒙昧的、扼制人性的东西，并从普通人那里发掘出光和热。因此，这些文章不止是现代散文的典范，而且是他用独特的目光审视世界的启示录。 在开篇《小引》中，先生说：“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时代的风云和自己的心情总是息息相关，离奇与芜杂更是乱世的特征，因此，这些回忆努力想寻找不可多得的闲适，但并非为了闲适，而是借此梳理自己的生命。先生不迷恋过去，甚至质疑回忆本身，他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是表达着对于回忆的警惕，人总是对往事充满温情，但极有可能其中有自我欺骗的成分。先生袒露自己的真诚，于此可见一斑。因此，我在鲁迅先生这里深深体会到，真诚是写作的前提，真诚地面对世界和自己，不欺人，也不自欺，这是比具体的技巧更加重要的。 当然，真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人是很难面对真实的自己的。不仅仅因为“文过饰非”是人性的虚荣，而且在潜意识里真实的信息便已经被毫无觉察地修改了。那么真诚需要的便不只是勇气，还需要智慧、悟性和洞察力。否则那种人云亦云的真诚，是最令人无奈、尴尬和痛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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