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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早期秦文化与华夏文明之源

作者:佚名 来源:故事谷 时间:2019-1-9 5:12:46 阅读:7

  礼县大堡子山

  早期秦人世居甘肃陇右地区,自中潏(商朝后期)至秦襄公(前778年—前766年在位),历十三代三百余年,艰苦创业,在与西戎斗争的过程中由弱变强,并逐渐取得霸主地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早期秦文化。包容多元的早期秦文化,对秦的统一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秦统一全国,早期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垂鳞纹秦公铜鼎

  早期秦文化与甘肃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的文化源头与甘肃有着紧密的关系。

  “秦”的称号来源于甘肃。根据清华简记载,周成王时期,飞廉因参与商人反叛,事败被杀,“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邾”即甘肃天水甘谷县的朱圉山,秦人被周成王迁于此。从西周中期非子之父大骆的时代开始,秦人已经以犬丘为据点,为周“保西垂”。周孝王时,非子为周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邑之秦”,这就是秦人得名为“秦”的开始。《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水经注·渭水》载:“(东亭水)又迳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根据文献记载可知,秦的地名来源于秦水,不是因为有了非子才有了“秦”,而是因为非子得到了秦地才号为“秦”。西犬丘在甘肃礼县,而秦亭则在甘肃清水县或张家川,所以,“秦”的称号起源于甘肃天水地区。

  早期秦文化发源于甘肃境内。考古考察发现和文献记载,秦人至迟在商代末年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非子“邑之秦”,这个“秦”就在今甘肃省清水县或张家川,也正是后人所讲的“秦亭”。根据史料,秦人自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至文公东猎并在关中择都营邑之前,十三代秦人世以犬丘、秦为居地,主要活动于甘肃天水一带。这期间嬴秦在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的经营下,逐渐强大并向东发展,并形成了独特的早期秦文化。可以说,早期秦文化发源、发展于甘肃境内。在早期秦人的发展历史中,秦亭是重要的立足点,是秦人向西扩张、向东发展的根据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嬴秦的根源在甘肃,所以尽管秦文公迁都关中,他去世后还是要回归西邑,与其父襄公同葬一处。

  甘肃境内的早期秦文化遗存。甘谷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村,东距县城25公里,遗址中发现了各类陶器如鬲、盆、豆、罐、甑及其一些骨器、玉器、铁器等遗物。毛家坪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居址二期为西周后期,居址一期的年代可早到西周前期。毛家坪遗址对探索早期秦文化意义重大。20世纪90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对被盗大墓进行清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位于礼县县城东13公里处西汉水北岸,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车马器、兵器和乐器,尤其乐器坑是在秦公大墓被盗掘后幸存下来的,出土的大型成套铜钟镈和石磬,保存完好,纹饰精美,对研究秦国早期青铜文明具有重要意义。许多青铜礼器铭署“秦公作铸”,表明墓主是秦公的身份。其中,耀眼的金鸷鸟反映了早期秦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学者认为金鸷鸟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中的玄鸟。

  毛家坪、大堡子山遗址,充分证明了秦人自商末中潏“保西垂”始,至秦文公东迁关中前,其活动的主要范围在甘肃陇右。其他还有天水董家坪遗址、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地、礼县西山遗址和清水李崖遗址等,都充分证明了早期秦文化发源于甘肃境内。

  礼县博物馆藏的蟠虺纹青铜车形器(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


  县制最早出现在甘肃。早期秦文化在政治上表现为不受束缚、善于革新,并讲求功效。郡县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的政治制度,而郡县制的发源地,则在西垂之地即今甘肃天水地区。

  《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记载了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甘肃天水征服邽、冀二族之后,分别以其族名在该地设立了县。

  “邽”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冀”即今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均在秦故地秦邑与西犬丘之间。这是迄今为止最早关于设县的明确记载。以后秦国逐步将此类举措制度化,至商鞅变法更在全国推行,共设了41个县。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地图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地图实物,对研究战国时期秦地方行政区划和建置具有重要意义。

  县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地方行政区划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郡县制。王夫之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郡县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发展的制度保证,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也影响到历史上和今天周边的一些国家。出自秦人的发祥地甘肃天水地区的县制,则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内容。

  嬴秦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源头之一。文献记载中强调秦人善于养马,但并不是说没有农业。其实,早在秦人“保西垂”时代,就经营起了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嬴秦是农业生产中较早使用铁制工具、最早普遍使用牛耕的国家,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有印证,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礼县大堡子山秦陵车马坑盗余的残留物中,发现有锈蚀严重的铁制品;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区,出土了铜柄铁剑;在甘谷毛家坪遗址中则发现了一件长8cm、宽2cm—3.5cm、厚0.3cm—0.9cm的铁镰。铁镰的发现,说明早期秦人已经在农业中使用了铁制农具。

  秦人善于畜牧,利用畜力耕地具有天然的条件,所以牛耕的出现就不以为奇了。历史学者徐中舒指出:“犁在战国时普遍使用,是由边区向中原发展。边区牛马多,故先有犁耕。中原长期用耒耜。”《战国策·赵策》载赵豹应对赵王曰:“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赵豹特别强调秦的牛耕和水路运粮,体现出秦国牛耕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的发达。

  通过考古资料可知,早期秦人完全不像传统的认知,即过着游牧、狩猎,所谓“戎狄之俗”的生活。在毛家坪遗址中发现有灰坑、残房基地面,说明从西周早期开始,秦人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而出土的餐具,如盆、豆等,藏贮器瓮、罐等,可以推知早期秦人以粮食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指出:“毛家坪的陶器为红陶,而西周的陶器多为灰陶;毛家坪的实柄豆也与西周墓的豆不同。”考古资料表明,毛家坪秦人已经有自己独特的饮食生活习惯。在早期秦人活动范围内的天水市诸县及陇南市的礼县、西和县的博物馆都藏有数量较多的陶器鬲、盆、罐、甑等,这些生活用具的大量出土,也从侧面印证了早期嬴秦农业的发达。同时,秦邑和西犬丘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都是适宜农业耕种的地区。从出土器物和早期嬴秦居住地的自然环境来看,秦早期的农业文明是比较发达的。秦早期的农业文明,构成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源头之一。

  古筝由秦人创造。筝,又称秦筝、古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族乐器,之所以称为秦筝者,是因为这种乐器最早是由秦人发明创造的。李斯《谏逐客书》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筝由谁创造,其中有一种观点是蒙恬所造,如应劭《风俗通义》卷六《筝》:“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陆法言《切韵》中也说:“筝,秦蒙恬所造。”《隋书·音乐志》:“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作者也。”《诗经·秦风·车邻》篇中描写秦地两位友人见面时,弹瑟吹簧,反映了秦仲时秦地音乐的发展和普及。筝在秦国应该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中蒙恬起到了重要的改良作用,筝的创造、改良应当是从秦仲至蒙恬在世时的约六百年间完成的。至少可以说,在筝的形成与完善过程中,秦人具有关键作用。

  从法国回归的礼县大堡子山文物——鸷鸟形金饰片

  包容性与多元性


  早期秦人具有开拓精神和开放意识,善于结合不同的文化,输入自身的活力,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模式,其特点是既秉承传统的精神,又不为传统所束缚。

  秦人善于学习和借鉴,早期秦文化包容了殷商文化、周文化、西戎文化和西来文化,兼有农业文明和畜牧文明。从考古资料可知,具有鲜明殷商文化特征的早期秦文化中,包含了许多戎文化的因素,如以鸱鸮为标识的金箔饰片、青铜短剑等。而墓葬中蜷曲特甚的屈肢葬、西向墓和形制多样的偏洞室墓穴,都是秦、戎共有的文化现象。在与西戎的对抗和密切交往中,秦的文化逐渐多元化。西戎的生活习俗、军事风格都对早期秦人有着深刻影响。秦仲在位23年,后死于伐戎之役。这种生与死的较量中,西戎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是剧烈的,因此,史籍中常说秦人“与戎狄同俗”。

  早期秦文化还兼容了周文化,秦的礼乐文化、嫡长子继承制都受到了周文化的熏陶,从已出土的青铜器和葬俗文化上看,秦人也融合了周人的做法。秦与西方文明也存在大规模交流,秦人的冶铁技术、黄金的大量使用,以及秦的石刻、设立伏祠,都是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表现。《史记·秦本纪》载,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史记正义》云:“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可见,周时并没有伏祠,秦时才开始出现。有学者就认为,设立伏祠、以狗御蛊以抵御热毒恶气,是受西来文化的影响。

  早期秦文化以其包容、开放的姿态,兼容了殷商文化、周文化、西垂的戎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东方六国的包容多元的秦文化。包容性和多元性是早期秦文化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特色,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的特征之一。秦文化在早期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而“汉承秦制”,汉文化又深受秦文化影响,早期秦文化在华夏文明形成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中国范围来看,我们自称汉族、汉人,源自汉王朝;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称我们为China,却源自“秦”(Chin)(波斯语)。假如秦统一中国后再能延续几百年,或许我们就该叫秦族或者秦人了。

  中国古代的西向交通,以经天山南路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中亚的道路最便捷、频繁,而秦国当其咽喉。西周晚期以来,秦逐渐强盛,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遮蔽了周朝对西边的影响。历史学者岑仲勉认为:“秦即当西道之冲,东周虽拥号天王,实同虚位,由是西方民族只知有秦,不知有周,此秦(chin)之称所由起也。然秦迤东尚有神州大陆,比秦大十数倍,西方之人,未必毫无闻知,当时列国分立,无所统一,彼于是以秦之称而混名曰‘大秦’(Machin),如我国之称大月氏及小月氏,大宛及小宛,‘大秦’一名之起因,窃谓以上说为近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列传》皆称来自中原的人为“秦人”,新疆拜城县保存的东汉时期摩崖刻石中还按传统称为“秦人孟伯山”。据有些学者研究,欧洲称中国为china一词就是来源于秦,秦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代称。中国在世界上因秦而得名,而秦则因甘肃的秦亭而得名。

  早期秦文化,是秦人进入甘肃陇右后,在继承和学习商周文化的同时,吸收了戎狄文化,并与西方文化开展交流,以其兼容并包的文化姿态,最终形成了包容多元的秦文化。其上承商周,下启秦国、秦朝,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长久的影响。探寻甘肃早期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追溯华夏文明源头具有重要意义。(文/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张继刚)


  县制最早出现在甘肃。早期秦文化在政治上表现为不受束缚、善于革新,并讲求功效。郡县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的政治制度,而郡县制的发源地,则在西垂之地即今甘肃天水地区。

  《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记载了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甘肃天水征服邽、冀二族之后,分别以其族名在该地设立了县。

  “邽”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冀”即今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均在秦故地秦邑与西犬丘之间。这是迄今为止最早关于设县的明确记载。以后秦国逐步将此类举措制度化,至商鞅变法更在全国推行,共设了41个县。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地图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地图实物,对研究战国时期秦地方行政区划和建置具有重要意义。

  县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地方行政区划的开始,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郡县制。王夫之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郡县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发展的制度保证,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也影响到历史上和今天周边的一些国家。出自秦人的发祥地甘肃天水地区的县制,则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内容。

  嬴秦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源头之一。文献记载中强调秦人善于养马,但并不是说没有农业。其实,早在秦人“保西垂”时代,就经营起了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嬴秦是农业生产中较早使用铁制工具、最早普遍使用牛耕的国家,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有印证,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礼县大堡子山秦陵车马坑盗余的残留物中,发现有锈蚀严重的铁制品;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区,出土了铜柄铁剑;在甘谷毛家坪遗址中则发现了一件长8cm、宽2cm—3.5cm、厚0.3cm—0.9cm的铁镰。铁镰的发现,说明早期秦人已经在农业中使用了铁制农具。

  秦人善于畜牧,利用畜力耕地具有天然的条件,所以牛耕的出现就不以为奇了。历史学者徐中舒指出:“犁在战国时普遍使用,是由边区向中原发展。边区牛马多,故先有犁耕。中原长期用耒耜。”《战国策·赵策》载赵豹应对赵王曰:“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赵豹特别强调秦的牛耕和水路运粮,体现出秦国牛耕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的发达。

  通过考古资料可知,早期秦人完全不像传统的认知,即过着游牧、狩猎,所谓“戎狄之俗”的生活。在毛家坪遗址中发现有灰坑、残房基地面,说明从西周早期开始,秦人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而出土的餐具,如盆、豆等,藏贮器瓮、罐等,可以推知早期秦人以粮食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指出:“毛家坪的陶器为红陶,而西周的陶器多为灰陶;毛家坪的实柄豆也与西周墓的豆不同。”考古资料表明,毛家坪秦人已经有自己独特的饮食生活习惯。在早期秦人活动范围内的天水市诸县及陇南市的礼县、西和县的博物馆都藏有数量较多的陶器鬲、盆、罐、甑等,这些生活用具的大量出土,也从侧面印证了早期嬴秦农业的发达。同时,秦邑和西犬丘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都是适宜农业耕种的地区。从出土器物和早期嬴秦居住地的自然环境来看,秦早期的农业文明是比较发达的。秦早期的农业文明,构成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源头之一。

  古筝由秦人创造。筝,又称秦筝、古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族乐器,之所以称为秦筝者,是因为这种乐器最早是由秦人发明创造的。李斯《谏逐客书》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筝由谁创造,其中有一种观点是蒙恬所造,如应劭《风俗通义》卷六《筝》:“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陆法言《切韵》中也说:“筝,秦蒙恬所造。”《隋书·音乐志》:“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作者也。”《诗经·秦风·车邻》篇中描写秦地两位友人见面时,弹瑟吹簧,反映了秦仲时秦地音乐的发展和普及。筝在秦国应该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中蒙恬起到了重要的改良作用,筝的创造、改良应当是从秦仲至蒙恬在世时的约六百年间完成的。至少可以说,在筝的形成与完善过程中,秦人具有关键作用。

  从法国回归的礼县大堡子山文物——鸷鸟形金饰片

  包容性与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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