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汉臣《妆靓仕女图》 汉“长宜候王”规矩纹铜镜 泾川县博物馆藏，汉代，铜质，圆形，圆钮，变形柿蒂纹钮座，其间上下左右分布四字篆书“长宜候王”铭文。座外为一周方格纹，主体纹饰为八乳八兽（禽）博局纹，于四方八区分别配置。款缘饰栉齿纹、卷草纹各一圈。 宋山水人物图带柄铜镜 平凉市博物馆藏，宋代，圆形带长柄，长柄镜内切圆形两层，圆钮。内区圆内浅浮雕饰三人，一束冠长袖模样人物居中，脚踩山石而坐，呈倾听状，左侧一人双腿屈膝跪地，似诉说状，右侧笔直而立一长袖戴冠侍从，侍从右旁树木繁茂向左倾覆，周边山石点缀。柄上铸图案。 唐鸾鸟菱花形铜镜 平凉市博物馆藏，唐代，八瓣菱花形，内切圆形，圆钮。上下左右交隔对称分布四只鸾鸟、四枝二叶二苞折枝花。 宋亚字形铜镜 华亭市博物馆藏，宋代，铜质，桥钮，花瓣纹钮座，内缘薄，镜背凹角处各有一缠枝牡丹花，四周联珠纹平行围起，宽素缘稍厚无纹饰。 清代佚名画家的《磨镜图》，右下角的工匠在磨镜。 明福寿双全铭文铜镜 明代，平顶圆钮，二龙戏珠纹钮座。钮座外四方凸起四个方框，框内嵌“福寿双全”楷体铭文，铭文间饰十四位仙人，或坐、或立，姿态各异。另有如意、仙鹤、瑞花、杂宝均匀散布镜背各处，双线素凹圆缘。直径49.0厘米，为此次展览中尺寸最大的铜镜。 清二龙戏珠纹铜镜 清代，平顶圆钮，钮上一珠。钮外左右两侧各一条龙，首尾相对，曲颈仰首作戏珠状，钮下一莲花。（本版图片由兰州市博物馆提供） 孔瑛 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避免人员聚集，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途径，省内多地博物馆实行临时闭馆，本期我们遴选出在兰州市博物馆举办的《光耀金城 镜鉴千秋——兰州平凉馆藏精品铜镜联展》中的部分精品铜镜，让大家领略我省各地馆藏的铜镜之美。这些铜镜时间跨度从汉代至清代，系统地展示我国古代铜镜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制作工艺、科技水平、审美价值、铭文装饰及民俗信仰，体现了我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的非凡成就和审美意趣。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到近代玻璃镜的出现，铜镜的发展有4000多年的历史。它萌芽于夏商，兴于战国，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止于清末，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而著称，充分体现了古人的生活状态、审美情趣、精神追求和时代风貌。 铜镜是古人照面的日常生活用品，其正面平滑光亮，具有修饰容貌、整饰衣冠的实用功能；其背面纹饰华美、构思巧妙。铜镜中蕴含着深刻人生智慧和哲理，承载了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一部铜镜发展史折射出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 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看到水中的倒影，便开始以天然或容器内静止的水面为镜，用以整理仪容，古人称之为“监”。甲骨文中的“监”，其字形就如人俯首在盛水的器皿中映照，而因这种由上往下看的“监”，后来引申出自上视下的意思，也就有了监察、监督之含义。《尚书·酒诰》里写：“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里的“监”就有接受民众监督之义。青铜器发明以后，人们用铜盆盛水，鉴形照影。春秋时期，人们在“监”字上加“金”旁成为“鑑”，专指映照的工具——盛水的大盆。战国时期是铜镜发展形成的第一个高峰，以铜制作可以照形的物品，即是镜子。在我国文献史籍中，“镜”字最早见于《墨子·非攻》及战国末期的著作。徐灏《说文解字校笺》中说：“鑑古只作監，从皿以盛水也。因其可以照形，监察之意生焉。其后范铜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谓之鑑，声转为镜。”铜镜主要特征为圆形，镜背置一钮，以绳系穿，便于手持或悬挂。古人是这样解释的：“镜，景也；景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谓之镜。”古人也称镜为鉴，历来习惯于镜鉴并称。因铜镜能照察审辨，从而引申出警戒或引为教训的意思，故古人多以镜鉴寓理，如“三鉴”曰：“鉴乎古，鉴乎人，鉴乎镜”，人之道心，若宁静止水，则犹一面清净幽玄的明镜，拂除尘埃，光明照见人世间万物纷繁的原理和本质，从而实现“万物毕照”“洞照万理”的精神境界。
展览开篇中便以唐太宗痛失谏臣魏徵后所发的感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将贤臣魏徵喻为“人镜”，可以知道政事的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汲取智慧，鉴古知今。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汉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此时期铜镜出土数量最多。但铜镜只是在统治阶级中广泛流传使用，并未普及到百姓生活。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已较为成熟，其形制、式样和纹饰呈现出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态势。汉代铜镜基本上为圆形，以半球形纽为主，也有伏兽形纽。已经开始出现玄锡（水银）作为铜镜表面的反光材料，使镜面呈现出一种高亮白光。纹饰表现手法主要有平雕、线雕和浮雕等。按饰种类分为蟠螭纹类、草叶纹类、星云纹类、铭文类、博局纹（规矩纹）类、连弧纹类、神人神兽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社会动荡，战争连绵，铜镜铸造业处于停滞衰落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沿袭汉镜的样式，种类不多，类型集中，制作粗糙，创新极少。神兽镜流传较广，龙纹造型由汉代以来的线条式浅浮雕图案化向高浮雕写实化转变，龙的形象更为写实具体，更有立体感，富于艺术感染力。 展览中展出的众多汉代铜镜中，博局纹（规矩纹）镜可谓是精品中的精品。博局纹镜，亦称规矩纹镜，规与矩平均分布在图案之中，铜镜用于照容正心，寓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敬天道、守规矩。此类铜镜纹饰的方圆之间模拟了宇宙天地格局、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我们可从博局（规矩）图案中一窥汉代美学观与哲学观。它以钮座外的方形内区与博局纹的结合营造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在外区圈带纹内区中间方框四边有规则地分布着“T、L、V”这三个符号，方框正中外出“T”形符号，与“L”形符号相对，方框四角与“V”形符号相对，将镜子的内区分为四方八位、九宫十二位等方位布局。这些符号形似木工用具中的规和矩，故称之为“规矩镜”。铜镜背面四神纹饰的位置是严格按方位及五行的属性来配置的，很明确地体现出了天干、地支、四神、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 隋唐时期 隋代铜镜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明显带有汉及魏晋风格。最典型的是图案上保留了汉博局纹、神兽纹及靠镜缘处有一圈铭文，因此隋镜在继承的同时又明显有创新，且瑞兽图案少了两汉魏晋铜镜中神兽的神秘甚至狰狞，更加注重写实、灵动，富有生活气息。从字铭上也由汉和六朝的篆隶转变为成熟的楷书，其文辞华美艳丽，令人耳目一新。 大唐盛世的铜镜创作与铸造进入了鼎盛期。唐镜的镜体厚重，银白光泽强，有些镜表呈黑亮色，其种类繁多，创新迭出。纹饰上自创天地，尽扫两汉六朝遗风。精神及内容上更加自由写实，显得大气磅礴。唐镜在圆形的基础上创制出方形、菱花形、葵花形、窝角形、亚字形等镜型并流行，瑞兽鸾鸟、雀绕花枝纹无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高浮雕技法和特种工艺的运用，超越了历代铜镜，真正达到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无法企及的高度。唐镜中最负盛名的海兽葡萄镜是中西文化艺术合璧的典范，它充分展示了大唐空前开放的胸襟和海纳百川，彰显一切有用有益之物皆为我所用的大唐气概。铜镜纹饰中有类似海豹、海狗、海獭等海兽，还有狮子、孔雀等吉禽瑞兽。此外，颗粒饱满硕大的葡萄首次亮相在铜镜上，一时间，海陆空的灵禽瑞兽飞啄跃奔交相辉映，融合一镜，体现出古人的奇思妙想。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的铜镜整体工艺水平虽由盛向衰，但无论制作工艺还是艺术成就，却有全新的发展，并直接影响后世铜镜艺术。这一时期，我国铜镜大规模走向民间，开始被百姓普遍使用，铜镜因而具有浓郁的生活和世俗气息，大量出现了花卉和人物。牡丹、菊花、桃花等缠枝花卉、人物故事一度成为宋金铜镜的流行元素。宋镜质地轻薄，造型除沿袭前朝外还出现了六边形、长方形、钟形、盾形、桃形及具柄镜等独具特色的镜形；其装饰艺术在我国古代铜镜工艺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花枝镜和花鸟镜，图纹纤细清新，描绘逼真，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韵律节奏感。宋代湖州镜和人物镜也蔚为大观，特别是湖州镜背多铸有作坊铭文，已萌芽古人在铜镜上的商标意识。金代铜镜在铜镜史上独树一帜，它一改以往含蓄、朦胧、纹饰抽象的神秘基调，直观、生动、活泼的纹饰，表达呼之欲出的意蕴。其纹饰在吸收汉、唐、宋三代铜镜图案纹样的基础上，又创造出新式图样，如双鱼镜、人物走兽、历史人物故事镜等，金代铜镜上的花押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元代铜镜式样较少，形制较为厚重，制作粗糙。有特色的为元代的戏曲人物镜和八思巴文镜。 明清时期
明清铜镜无论在制作工艺还是在题材上都呈江河日下之势，无论图案纹饰还是工艺制作都无法与之前相比。值得称道的是专为宫廷铸造使用的珐琅彩镜别具一格，其镜漂亮、大气、富丽堂皇。明镜大而厚重，多纪年镜、吉语镜、仿古镜等铸有吉祥寓意铭文或吉祥图案等，并多见铜镜铸商号名称；较典型的是“五子登科”“状元及第”“喜生贵子”等字铭镜，充分反映出明朝人们追求现实的美好愿望。 清代铜镜主题纹饰有龙凤、鱼、狮子滚绣球、双喜五蝠等，彩漆描金镜为清代铜镜增添了最后一道亮丽的光彩。随着西方玻璃镜的大量涌入，铜镜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展览开篇中便以唐太宗痛失谏臣魏徵后所发的感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将贤臣魏徵喻为“人镜”，可以知道政事的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汲取智慧，鉴古知今。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汉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此时期铜镜出土数量最多。但铜镜只是在统治阶级中广泛流传使用，并未普及到百姓生活。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已较为成熟，其形制、式样和纹饰呈现出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态势。汉代铜镜基本上为圆形，以半球形纽为主，也有伏兽形纽。已经开始出现玄锡（水银）作为铜镜表面的反光材料，使镜面呈现出一种高亮白光。纹饰表现手法主要有平雕、线雕和浮雕等。按饰种类分为蟠螭纹类、草叶纹类、星云纹类、铭文类、博局纹（规矩纹）类、连弧纹类、神人神兽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社会动荡，战争连绵，铜镜铸造业处于停滞衰落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沿袭汉镜的样式，种类不多，类型集中，制作粗糙，创新极少。神兽镜流传较广，龙纹造型由汉代以来的线条式浅浮雕图案化向高浮雕写实化转变，龙的形象更为写实具体，更有立体感，富于艺术感染力。 展览中展出的众多汉代铜镜中，博局纹（规矩纹）镜可谓是精品中的精品。博局纹镜，亦称规矩纹镜，规与矩平均分布在图案之中，铜镜用于照容正心，寓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敬天道、守规矩。此类铜镜纹饰的方圆之间模拟了宇宙天地格局、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我们可从博局（规矩）图案中一窥汉代美学观与哲学观。它以钮座外的方形内区与博局纹的结合营造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在外区圈带纹内区中间方框四边有规则地分布着“T、L、V”这三个符号，方框正中外出“T”形符号，与“L”形符号相对，方框四角与“V”形符号相对，将镜子的内区分为四方八位、九宫十二位等方位布局。这些符号形似木工用具中的规和矩，故称之为“规矩镜”。铜镜背面四神纹饰的位置是严格按方位及五行的属性来配置的，很明确地体现出了天干、地支、四神、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 隋唐时期 隋代铜镜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明显带有汉及魏晋风格。最典型的是图案上保留了汉博局纹、神兽纹及靠镜缘处有一圈铭文，因此隋镜在继承的同时又明显有创新，且瑞兽图案少了两汉魏晋铜镜中神兽的神秘甚至狰狞，更加注重写实、灵动，富有生活气息。从字铭上也由汉和六朝的篆隶转变为成熟的楷书，其文辞华美艳丽，令人耳目一新。 大唐盛世的铜镜创作与铸造进入了鼎盛期。唐镜的镜体厚重，银白光泽强，有些镜表呈黑亮色，其种类繁多，创新迭出。纹饰上自创天地，尽扫两汉六朝遗风。精神及内容上更加自由写实，显得大气磅礴。唐镜在圆形的基础上创制出方形、菱花形、葵花形、窝角形、亚字形等镜型并流行，瑞兽鸾鸟、雀绕花枝纹无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高浮雕技法和特种工艺的运用，超越了历代铜镜，真正达到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无法企及的高度。唐镜中最负盛名的海兽葡萄镜是中西文化艺术合璧的典范，它充分展示了大唐空前开放的胸襟和海纳百川，彰显一切有用有益之物皆为我所用的大唐气概。铜镜纹饰中有类似海豹、海狗、海獭等海兽，还有狮子、孔雀等吉禽瑞兽。此外，颗粒饱满硕大的葡萄首次亮相在铜镜上，一时间，海陆空的灵禽瑞兽飞啄跃奔交相辉映，融合一镜，体现出古人的奇思妙想。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的铜镜整体工艺水平虽由盛向衰，但无论制作工艺还是艺术成就，却有全新的发展，并直接影响后世铜镜艺术。这一时期，我国铜镜大规模走向民间，开始被百姓普遍使用，铜镜因而具有浓郁的生活和世俗气息，大量出现了花卉和人物。牡丹、菊花、桃花等缠枝花卉、人物故事一度成为宋金铜镜的流行元素。宋镜质地轻薄，造型除沿袭前朝外还出现了六边形、长方形、钟形、盾形、桃形及具柄镜等独具特色的镜形；其装饰艺术在我国古代铜镜工艺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花枝镜和花鸟镜，图纹纤细清新，描绘逼真，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韵律节奏感。宋代湖州镜和人物镜也蔚为大观，特别是湖州镜背多铸有作坊铭文，已萌芽古人在铜镜上的商标意识。金代铜镜在铜镜史上独树一帜，它一改以往含蓄、朦胧、纹饰抽象的神秘基调，直观、生动、活泼的纹饰，表达呼之欲出的意蕴。其纹饰在吸收汉、唐、宋三代铜镜图案纹样的基础上，又创造出新式图样，如双鱼镜、人物走兽、历史人物故事镜等，金代铜镜上的花押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元代铜镜式样较少，形制较为厚重，制作粗糙。有特色的为元代的戏曲人物镜和八思巴文镜。 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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