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李瓶儿招赘了蒋竹山，约两月光景。初时蒋竹山图妇人喜欢，修合了些戏药，买了些景东人事、美女想思套之类，实指望打动妇人。不想妇人在西门庆手里狂风骤雨经过的，往往干事不称其意，渐生憎恶，反被妇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碎丢掉了。又说：“你本虾鳝，腰里无力，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把你当块肉儿，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腊枪头，死王八！”常被妇人半夜三更赶到前边铺子里睡。
——《金瓶梅》第十九回
潘金莲、李瓶儿都是“好淫”之辈，春宫图、淫器之物，当然是她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东西。不仅仅在民间，就是在宫廷之内，一些淫秽之物充斥宫内。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宫廷中统治者们的荒淫，才影响下层民众的效仿。比如潘金莲与西门庆看的春宫图，就是花太监从宫中带出来的，给了李瓶儿，后又转手到了西门庆这里。
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明朝皇宫之中，发生两起特殊案件，“红丸案”、“梃击案”，这些案件之中，隐藏在宫廷之内，非偶然事件，而是积怨已久的一次爆发。而这些案件的起因都跟一个东西有关系。
明朝中后期，不但是社会政治生活日益衰落，在皇宫大内也是生活日益糜烂。皇帝醉心于长生不老，得道求仙；后宫专心于勾心斗角，争权夺势。
后宫糜烂生活，当然离不开原始男女关系的问题。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三千佳丽，全部是伺候皇帝一个人，不管身体多棒，也禁不住啊。再加上，有时皇帝不加检点，能够正常活着就不错了，更不用说颐养天年。本身素质的不强，转而借助外力的辅助。“房中术”、“春药”等应时而生。
可能从古到今，寻找强身健骨，固本求源的方法很多，不过，都逃不过两大类，一是吃药，用药物刺激男根勇猛持久，这种药古时称为“媚药”，今人称为“春药”；一是练功，经由持之以恒的运气或按摩，达到同样效果，这种特殊的功夫，古时称为“阴道”，今人含蓄一点的称之为“房中术”，时髦了说就是“性爱技巧”。
古书记载，中国还真出现了不少房中术高手，比如在《后汉书·方术列传》和晋人葛洪《神仙传》、明人李攀龙《列仙全传》里都有记载。这些人包括容成公，著有《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后世因他而称“房术”为“容成之术”；广成子，主张“毋功尔形，毋摇而精”。 秦汉以前，中国的道士以草本之实来强身补体、益寿延年，并以此来追求更丰富的性生活。在《搜神记》、《神仙传》、《列仙全传》等书上，上古术士借草木壮阳强身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如：山中毛女食柏实，不饥不寒、不知年岁；彭祖常食桂芝，寿八百岁；张于声服五加皮酒，寿三百，房事不绝等等。 魏晋时，又有左慈、甘始、东郭延年、冷寿光等人，他们的房术技巧在正史中曾留下一鳞半爪的记载，如《后汉书·方士列传》中就曾记载了甘始、东郭延年的事迹。实际上，这几人的房术理论，至今仍可从残存的《素女经》、《玉房秘诀》等书中略见一斑，其思想大要“还精补脑”，至今犹为许多人尊为金科玉律，奉行不误。
《神农经》上有这么一段话“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这种理论传到魏晋时，就由术士张仲景研究出了“五石散”，这是一种可以强身壮阳的回春药。五石散用水银、雄黄、云母、石英、石钟乳等五种矿石做药材，经过炮制煅淬的手续后研磨成粉，混合在一起，服食下肚。五石散开始是用来治疗伤寒的，因服下之后体内大热，所以到后来便用它来治疗肾亏了。然而雄黄性甘辛而有大毒、水银更是大毒，把这五种矿石吃下肚，虽可取热壮阳于一时，但矿石之毒渐在人体中储积起来，终将毒发而暴毙。唐代神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曾说过“宁食野葛，不服五石”的话，野葛是一种有剧毒的草，孙思邈劝人宁可吃野葛，也不要服用五石散，可见五石散对人体的毒害有 多剧烈。
宋人鉴于古人服石毒发、痛苦暴毙的可怕，渐渐舍金石矿物的回春丹，而改寻其他的壮阳药；当时所服用的有龙盐、山獭骨等。据宋朝的《士林纪实》记载，在宋朝士大夫们服用龙盐来壮阳是件很平常的事，实际上龙盐就是产于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紫梢花。至于另一样闺房瑰宝就是产于广西宜山县的山獭了。据宋人范大成的《桂海虞衡志》上说：如果公獭找不到配偶，就抱着树木把生殖器插入树干里而死，于是当时的汉人向当地的峒人购买山獭，希望服下它的骨粉后，能与山獭一样 “勇猛”，博得异性的赞佩。不光是山獭骨可做回春药，山獭鞭更可回春，与山獭品种接近的水貂、海狗、狗，它们的生殖器——貂鞭、海狗肾、狗鞭也都被追求者们视为房中补虚的圣品。
明朝中晚期，社会从上到下腐败成风，宫廷是糜烂的源头，明武宗不理朝政，纵情淫欲，建豹房，内置数不清的美女供他玩乐，还不满足，还要到民间去调戏良家妇女。明朝宫廷秽乱最多， “红丸案”、“梃击案”据传都与宫廷秽乱有关。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这样的朝廷影响下，士大夫阶层普遍颓废堕落，炼丹制药，互相传授房中术，绘制春宫图等等，蔚成风气。
为了壮阳补虚，古代中国的好色之徒还有服用人体排泄物作为回春妙药的陋习，例如明时风行宫内的“红铅”就是以童女的初行经水为主要原材料的。除了红铅外，明朝中叶时还流行用童男童女的小便提炼雪白的“秋石”作为回春灵丹。
明朝嘉靖年间的“壬寅宫变”，就是“红丸案”的开幕。这是历史上一起罕见的宫女起义。当时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这“红丸”制法很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或银的器皿内，还须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连煮七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辰砂、松脂等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蜜为丸，药成。当时皇帝迷信，认为未有经历人事的宫女的月经可保长生不老，因此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并命方士利用她们的处女月经来制丹药。另外，为保持宫女的洁净，宫女们只能吃桑、饮露水。所以，被征召的宫女都不堪苦痛。
据《明实录》载，嘉靖年间，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嘉靖二十六年的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300人入宫，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300人，三十四年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160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20余人，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300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制药后的“药渣”了。
结果，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决定起义。她们趁嘉靖帝熟睡之时，用麻绳希望勒毙他。谁知在慌乱之下，宫女们将麻绳打成死结，结果只令嘉靖帝吓昏，而未有毙命。由于此事发生在嘉靖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所以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
明朝皇帝的寝宫是紫禁城内的乾清宫。除了皇帝和皇后，其余人都不可以在此居住，妃嫔们也只是按次序进御，除非皇帝允许久住，否则当夜就要离开。嘉靖年间的乾清宫，暖阁设在后面，共9间。每间分上下两层，各有楼梯相通。每间设床3张，或在上，或在下，共有27个床位，皇上可以从中任选一张居住。因而，皇上睡在哪里，谁也不能知道。这种设置使皇上的安全大大加强了。
但是，尽管如此，仍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值得人们深思。
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对此案的看法为“深闺燕闲，不过衔昭阳日影之怨”，说成是一个妇人争风吃醋的结果，估计这种说法有点牵强。不是嘉靖把宫女们逼到绝路上，戒备森严的皇宫中也不会有宫女意欲谋杀皇帝。
深受这种“红丸”其害的还有另外一个皇帝。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 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贪于酒色的泰昌帝纳8姬后，本已虚弱的身体，不几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红丸”本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当年道士陶仲文因献“红丸”有功，受宠于嘉靖皇帝，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人淫乐，可他并不节制自己，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此时，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本应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之药，使泰昌帝腹泻不止，委顿不堪。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 “红丸”造成病重。 病危之中的朱常洛，仍不忘服用“红丸”，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李可灼又进了一颗红色丸药。结果，不大一会儿，皇上就手捂心口，瞪着两眼，挣扎几下，一命呜呼了。
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钊；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没有尽力阻止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除了春药、房中术之外，还有春宫图，春宫图是描绘男女性爱生活、特别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描写春宵宫闱之事，所以称为春宫。
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中有一段阐述了春宫画的起源：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姐妹饮，令仰视画。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图男女私亵之状。至隋炀帝乌铜屏，白昼与宫人戏，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镜殿”成，刘仁轨惊下殿，谓一时乃有数天子。至武后时，遂用(镜殿)以宣淫。
其实，春宫图并不是以宣淫为目的，而是具有激发性欲的功能。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器官实现性刺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起到性教育的功能，即作为性学书籍的插图来昭示人们。在汉时以春宫画给新娘做嫁妆，以指导夫妻性生活，这被称为“女儿图”、“枕边书”或“嫁妆画”，这在后世的民间也有流传。另外，古时候，人们还认为春宫图有辟邪的功能，就跟“避火图”的功能差不多。很明显，后人不能狭隘地理解春宫图。
明朝嘉靖年间的“壬寅宫变”，就是“红丸案”的开幕。这是历史上一起罕见的宫女起义。当时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这“红丸”制法很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或银的器皿内，还须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连煮七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辰砂、松脂等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蜜为丸，药成。当时皇帝迷信，认为未有经历人事的宫女的月经可保长生不老，因此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并命方士利用她们的处女月经来制丹药。另外，为保持宫女的洁净，宫女们只能吃桑、饮露水。所以，被征召的宫女都不堪苦痛。
据《明实录》载，嘉靖年间，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嘉靖二十六年的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300人入宫，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300人，三十四年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160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20余人，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300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制药后的“药渣”了。
结果，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决定起义。她们趁嘉靖帝熟睡之时，用麻绳希望勒毙他。谁知在慌乱之下，宫女们将麻绳打成死结，结果只令嘉靖帝吓昏，而未有毙命。由于此事发生在嘉靖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所以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
明朝皇帝的寝宫是紫禁城内的乾清宫。除了皇帝和皇后，其余人都不可以在此居住，妃嫔们也只是按次序进御，除非皇帝允许久住，否则当夜就要离开。嘉靖年间的乾清宫，暖阁设在后面，共9间。每间分上下两层，各有楼梯相通。每间设床3张，或在上，或在下，共有27个床位，皇上可以从中任选一张居住。因而，皇上睡在哪里，谁也不能知道。这种设置使皇上的安全大大加强了。
但是，尽管如此，仍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值得人们深思。
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对此案的看法为“深闺燕闲，不过衔昭阳日影之怨”，说成是一个妇人争风吃醋的结果，估计这种说法有点牵强。不是嘉靖把宫女们逼到绝路上，戒备森严的皇宫中也不会有宫女意欲谋杀皇帝。
深受这种“红丸”其害的还有另外一个皇帝。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 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贪于酒色的泰昌帝纳8姬后，本已虚弱的身体，不几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红丸”本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当年道士陶仲文因献“红丸”有功，受宠于嘉靖皇帝，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人淫乐，可他并不节制自己，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此时，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本应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之药，使泰昌帝腹泻不止，委顿不堪。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 “红丸”造成病重。 病危之中的朱常洛，仍不忘服用“红丸”，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李可灼又进了一颗红色丸药。结果，不大一会儿，皇上就手捂心口，瞪着两眼，挣扎几下，一命呜呼了。
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钊；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没有尽力阻止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除了春药、房中术之外，还有春宫图，春宫图是描绘男女性爱生活、特别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描写春宵宫闱之事，所以称为春宫。
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中有一段阐述了春宫画的起源：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姐妹饮，令仰视画。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图男女私亵之状。至隋炀帝乌铜屏，白昼与宫人戏，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镜殿”成，刘仁轨惊下殿，谓一时乃有数天子。至武后时，遂用(镜殿)以宣淫。
其实，春宫图并不是以宣淫为目的，而是具有激发性欲的功能。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器官实现性刺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起到性教育的功能，即作为性学书籍的插图来昭示人们。在汉时以春宫画给新娘做嫁妆，以指导夫妻性生活，这被称为“女儿图”、“枕边书”或“嫁妆画”，这在后世的民间也有流传。另外，古时候，人们还认为春宫图有辟邪的功能，就跟“避火图”的功能差不多。很明显，后人不能狭隘地理解春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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