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的镜头克制，尽最大可能体现了对病人的尊重。
《人间世2》把镜头延伸到了医院以外的病人生活。 精神疾病患者的海报体现了剧组的人文关怀。 左腿是残酷，右腿就是尊重。 当死亡近在咫尺，我们应如何面对？怎样与世界告别，才是最好的方式？在医疗新闻纪录片《人间世2》中，中国人最忌讳谈及的生死观，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铺陈在观众面前。从骨肿瘤、尘肺病、到儿科ICU、精神病患；11个导演，9个摄制组，陪着近两百个拍摄对象，经历了生命中最重大的时刻，与他们相遇、相处、告别……该纪录片总导演秦博、范士广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娓娓道出了这一年半在医院的高压环境中，他们面对、亲临的困境、痛苦、麻木与感动，甚至在拍摄结束后，很多导演就像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长时间都无法从沉重的生活状态中脱离。 日前《人间世2》收官，最后一集探讨了生与死的质量。收官前，范士广做了一个梦，梦见脸上的肉绽开，里边冒出两颗红枣。这种头皮发麻的痛苦感和解脱感，预示着《人间世2》在他的生活中终于告一段落。当问及是否还有第三季，范士广坦言，他个人希望能停一停，“心理上，真的太艰难了。” 新闻记者组队延续深度调查的路子 《人间世》的团队是以新闻记者组成的，他们最开始的制作初衷更多是延续深度调查的路子，以医院作为拍摄点，抓取一些与社会话题相关，但日常观众无法看到的真实场景，例如医患关系、救护车急救、器官捐献等。秦博说，第一季时团队先扎在医院，一周聚一次，再根据观察制定选题。第二季在2017年初开始筹备，导演们前期做了大量调研，提炼了11个值得表达的选题。从“魏则西”事件，摄制组关注到骨肿瘤这一罕见的疾病；养老逐渐成为社会议题，阿尔兹海默症也被选中为这一季的记录对象。女性生育权、儿科医生，尘肺病、精神病患者……第二季的拍摄地点也不再局限于医院，而是深入到田间地头，患者家庭，“我们不仅想拍医院里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呈现更多患者背后的故事，从医院反观人性、社会。”范士广说。 《生日》选取了几位典型的母亲：38岁的林琴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仍然想要一个男孩，给丈夫一个交代，“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或农村，仍有很多家庭不惜付出代价生孩子，尤其是男孩。这种现象并未因普及教育，而从人类意识中根本剔除”。吴莹身患先天心脏病伴肺动脉高压，但因为身边人都有孩子，她不顾生命也要成为母亲。“吴莹有一个微信群，里面全是高危产妇。她们在群里相互鼓励，相信彼此一定可以顺利生下孩子。但这种外部鼓励或压力，往往会害了她们。” 《生日》对生育权赤裸裸的坦陈，让该集掀起了轩然大波。“不理解”，“这是什么年代了”等疑惑，淹没了弹幕评论。无疑，《生日》成功搅动起埋藏在“生”里的不堪，但范士广欣慰于看到众人对生育权的探讨，“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意识到，当代生育观往往受到自身、社会、家庭三重压力。要不要孩子，是女性的个人选择。同时，不是所有女性都一定要生孩子。我们想把很多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告诉当下女性。” 摄制组都曾是“实习医生” 秦博曾亲眼见证切除左下肢的手术过程。医生从盆骨位置开始切除，用专用的线锯一点点把人的整条腿割下来，然后再缝合断口皮肤。被切除的左肢被医生带走时，恰好血淋淋的从秦博身边经过。 在《人间世》的拍摄中，摄制组观看了很多台类似的手术。大多没有应用到成片中，留下的片段也用马赛克遮挡。但对摄制组来说，记录真实手术过程，可以展现医生在抢救病人时的艰辛，以及病患在面对生死时的坚韧。 为了不干扰医生正常的治疗过程，摄制组必须提前涉猎专业知识。第一季时，摄制组曾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前往教学医院、特殊病种研究基地，严格按照执照医生的标准进行培训。其中包括在手术室如何洗手，如何保持无菌；手术过程中，人站在什么位置可以不干扰手术。此外，摄像机等设备也需要进行严格消毒，且不能进入无菌区，必须严格按照手术室关于器材堆放的标准设置。 摄制组在医院呆的一年半时间里，前半年几乎拍不到有效素材，大部分时间都要像实习医生一样，跟着主治医生查房、诊疗，提前了解他们的工作习惯，学习“肺动脉高压”“尘肺病”等专业医疗术语的含义。李闻是《人间世2》的男编导，拍完《生日》后，他几乎比女性更了解产科的专业护理知识。 若走到跟前拍摄简直就像狼一样残忍 一名患有脑肿瘤，在儿科ICU中挣扎了近一年的三岁男孩，家长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在他与世界告别的瞬间，母亲哽咽着说完“我们要拔管”后仰天长叹一声，便望着孩子再次陷入沉寂。“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走到跟前去拍摄，简直就像狼一样残忍。”范士广直言。 《人间世2》记录了诸多生死之间的挣扎。但每当患者离世，家属在走廊失声痛哭，镜头就会自动远离。模糊的背影，并非最佳纪录角度，却常出现在画面中。然而正是这种尊重且克制的记录手法，让《人间世》与患者、家属间达成了微妙的交流方式。 聚焦精神病患的《笼中鸟》早在第一季便提上日程，但“马赛克”却是这类群体出现在报道中最常见的方式。第二季时摄制组找来七八位实习生，专门负责挨家挨户登门，与病患家属耐心沟通拍摄初衷和方式。“抱歉，我们不方便”，是他们听到最多的回复。团队在三个月内走访了近200家精神病患家庭，在护士长的帮助下，最终也只有30家同意拍摄。 在精神卫生中心，秦博经常看到家属领完药后，偷偷把药盒扔掉，最后镜头呈现的药片只有白色、粉色之分；很多家属还会把医保收据撕碎，宁可自费治疗。“对精神病患来说，他们面对的‘笼子’更多是社会，不是医院。他们需要得到更多尊重。”因此在成片中，与戏剧作品中衣不蔽体、又唱又跳的精神病相比，《笼中鸟》似乎过于“岁月静好”。不仅大部分画面拍摄于没有发作的时刻，很多精神病患在回答人生问题时，也有独到深刻的见解。例如有些患者在片中表达，“自我价值得到满足的时候，人是幸福的。” 秦博不否认《笼中鸟》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但曾有数据佐证，精神类疾病中，极度狂躁、具有危害他人倾向的只占不到5%。同时他也一直在思考，为何新闻专题片，访问的只能是正常人？“当一个人在遭受困境之后，他确实会参透一些人生道理，而非大家想象中如此疯癫。”《笼中鸟》在美好和不堪中，毅然选择了记录前者，镜头秉承对个体的最大尊重，而非消费苦难。 在最后一集《暴风雪》中，刚刚退休的上海阿姨商学兰被查出患有盆骨恶性肿瘤，只能通过截肢维持生命。回到家后，她坐在床上不停地抽泣，残缺的左腿赤裸裸地直面在预设的机位中。这个片段最终只克制地用了一个镜头。秦博说，对她而言，左腿是残酷，右腿就是尊重。 带重病儿童cosplay是为他们圆梦 以生与死为背景的纪录片，与拍摄对象的沟通远比记录更难。与出镜的患者、家属签订拍摄知情同意书，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两三个月。秦博说，他们是他人生活的闯入者，无权要求别人把生活袒露给你，“我总是感到愧疚，即便我们每天陪伴在他们身边，但我们始终拍摄是有目的的，没办法自认完全和他们一条心。”所以，他尊重每一位患者不接受拍摄的自由；对每一名镜头里的患者，也几乎报以“过命”的交情。 编导丁璨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刚介入拍摄时，有时连自我介绍还没说完，就被家属骂回去“滚！我不想再看见你和你的机器！”但丁璨没有放弃，而是换位思考，每天和朋友一样陪伴在身边聊天，“大哥，来了啊！”“今天天气挺冷的啊！”刚开始家属只以“嗯”敷衍了事，但坚持了一个月后，家属终于肯开口和丁璨聊天，“小丁啊，你们要拍到什么时候？” 一旦产生信任的感觉，摄制组与患者家庭间，便成了特殊的命运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俗，但范士广认为用它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最为恰当。 第一集《烟花》中旁白里稚嫩的声音，来源于13岁身患骨肿瘤的杜可萌。范士广曾跟拍杜可萌抓娃娃的情景，但一下午过去，她却一无所获。范士广便偷偷找到老板，坦言孩子身体不好，能不能送她一个。范士广说，那时他只是想单纯为这个乐观的小女孩，做一点儿让她开心的事。 “因为我们和拍摄对象之间的情感早已经区别于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人和人相处时间长，那种情感就像家人和朋友一样。我们经过了一年时间的相处，看着他们从痛苦最终走向死亡，这对我们而言也很残酷。”秦博说。 就像第一集中，摄制组曾为患骨肿瘤的孩子们进行cosplay，为他们戴上七彩的头套，穿上魔幻的衣服，像动画片里一样“打败怪兽”。很多观众抨击这种拍摄过于诗意，甚至脱离纪录片的真实。但范士广却问心无愧。他坦言，摄制组是除家属、医生以外，和孩子相处时间最久的人。这些画面没有任何设计技巧，更多是为了给孩子圆一个梦，“当我们告诉他们，今年圣诞节可以装扮成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时，他们非常开心。那一刻我们不是记者，就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朋友，大家只是想一起玩。但凡有一个孩子不愿意，我们内心都过不去。” 最难接受的不是死亡，而是无常 在《人间世2》最后一集播出的前一天，《抗癌之路》中那位想要改造癌细胞的女博士闫宏微，走了。曾想让自己的癌细胞变得“聪明”一些的她，终究没斗过病魔。 死亡是什么感觉？经历《人间世》的拍摄，每一个导演、编导、摄影师或许都拥有不同的见解。在一年半中，他们的镜头记录了太多直面死亡时，人性的无奈、悲伤、麻木、崩溃…… 去年冬天，安仔本已出院回到南宁家中，但不到两个月，他的病情却突然恶化。重症监护室外的母亲给摄制组打电话，说安仔已经插管，人快不行了。编导谢抒豪和摄像马上从上海飞到南宁，在安仔最后的时刻，陪他坚守了一周又一周。片中记录了安仔离世前，他虚弱地反复问妈妈，“顶不住，怎么办？”他不敢当着妈妈说出“死”这个字。而这段动人的对话，是安仔的大姨边落泪边帮忙采集的声音。安仔走后，谢抒豪在“杀青”的一瞬间却并没有解脱，而是给秦博打电话崩溃到大哭。这一年半中，仅在秦博面前落泪的导演就有五六个人。前几日是安仔的忌日，谢抒豪说，他想再去趟南宁，再看看安仔的父母。 范士广也曾直面吴莹的死亡。从吴莹怀孕28周，一直到她生产、住院、昏迷，范士广看着她从怀孕的兴奋、纠结，到最后都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便告别世界。“最后几天吴莹很不好，我们的心都跟着揪着。”直到星期六，摄制组本不在医院，但吴莹的老公却给范士广打来电话，“吴莹今天的状况特别不好，你赶快来！”范士广知道，此时家属的通知，很大程度并不是为了满足拍摄，而是在即将面对“失去”之前，希望身边有个可靠的人。 送走吴莹后，范士广半夜2点开车回家。他很害怕，只敢把车停在路边。“那种害怕并非看到了死亡，而是前两天还跟你说话的那个人，突然间就没了，你却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对无常产生恐惧。” 每当一名患者去世，节目组便会在字幕鸣谢中，为他们加上白框，并送去花圈。花圈上写着“《人间世》 敬挽”。第二季仅是花圈就做了十几个。当问及范士广，如今面临死亡是怎样的心理状态，他坦言，时间久了，你会开始感到麻木，但麻木背后更多是无能为力的失落。这一年多里，范士广最难忘的画面，并不是患者在面前死去，而是去年六一儿童节，他在新华医院儿科ICU蹲守。门外无数父母恳求护士，把玩具给孩子们拿进去。当护士把小汽车给了一个孩子，孩子摸来摸去，许久不肯松开。护士说了很多次“你只能再摸一分钟”，但最终还是硬下心从孩子的手中夺走。其中还有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请护士给了他一支笔，歪歪扭扭地在纸上写着，“妈妈我会乖的。你们在外边一定要保重身体。” “就像一个囚徒。”范士广形容这种无力感，“很多人说，纪录片不能介入主观情感，不然拍摄的内容不够客观。但我们拍的人，大部分都生病。你和患者、家属就像同样关在一间密室里一年多，大家都在寻找出口，但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表达困境不是目的，而是寻找人性微光 虽然《人间世》两季网络评分高达9.6，但“最不敢看的纪录片”，是不少观众对其的定义。但范士广认为，中国人早已对生死有了参透，80岁以上便有“喜丧”的观念，成年人都曾在生命中直面过告别。而观众的“不敢看”，更多是源于真实，“《人间世》不是综艺节目或电视剧，而是记录的真实存在的人和事。当你看到真实的人遭遇困境而无可奈何，这种压抑的难受是更长时间挥之不去的。”而《人间世》又为何要用如此真实的手法，直戳观众的痛感？秦博说，困境只是表达的外在，他们更希望外界能从中寻找到向上的人性微光，例如面对意外的乐观态度，家属不离不弃的亲情，不服于命运安排的勇气。 产科专家林建华曾透露，劝说拥有先天性禁忌妊娠症状的高危产妇终止妊娠，是一项极艰巨的任务。但如今，很多家属会主动拿《生日》给产妇看。吴莹的困境，令不少态度同样坚决的患者产生了动摇，更多人在面对生死无常时，作出了更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比如ICU的病人常年维持低水平生命状态，他生的意义在哪里？癌症患者砸锅卖铁去美国治病，如何理解这种选择？我们无法普及医疗，缓解病情，但希望通过《人间世》，大家可以在生命维度上也增加更多理性的认知。”秦博说。 那些在手术台上打开胸腔，切除病灶的镜头最终全部被舍弃，“因为那是人类最没有尊严的时刻”；很多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没有办法正常大小便，上厕所需要别人帮忙脱裤子，甚至会情绪失控直接喝马桶水。这也全部成了废弃素材。“虽然很多患者来自偏僻山村，可能看不到《人间世》成片，但起码能让人家以后抬头做人。”范士广坦言。 秦博第一次见到安仔，是两年前刚到医院寻找骨肿瘤儿童病患的时候。在病房里，断了一只手臂的安仔正在玩手游。虽然只能用一只手，但他玩得很溜也很开心。秦博忍不住上前和他一起联网，最后团队胜利了，他们开心得像孩子一样拍了一张合照。“当时我拢他比较用力，手不小心搭在了他胳膊的伤口上。安仔虽然笑得有点勉强，但并没吭声。拍完之后我才意识到，但他却很不在意地冲我笑。”直到安仔去世，秦博再也没有回看过这张照片。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赫 范士广摄制组人间世生日笼中鸟 为了不干扰医生正常的治疗过程，摄制组必须提前涉猎专业知识。第一季时，摄制组曾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前往教学医院、特殊病种研究基地，严格按照执照医生的标准进行培训。其中包括在手术室如何洗手，如何保持无菌；手术过程中，人站在什么位置可以不干扰手术。此外，摄像机等设备也需要进行严格消毒，且不能进入无菌区，必须严格按照手术室关于器材堆放的标准设置。 摄制组在医院呆的一年半时间里，前半年几乎拍不到有效素材，大部分时间都要像实习医生一样，跟着主治医生查房、诊疗，提前了解他们的工作习惯，学习“肺动脉高压”“尘肺病”等专业医疗术语的含义。李闻是《人间世2》的男编导，拍完《生日》后，他几乎比女性更了解产科的专业护理知识。 若走到跟前拍摄简直就像狼一样残忍 一名患有脑肿瘤，在儿科ICU中挣扎了近一年的三岁男孩，家长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在他与世界告别的瞬间，母亲哽咽着说完“我们要拔管”后仰天长叹一声，便望着孩子再次陷入沉寂。“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走到跟前去拍摄，简直就像狼一样残忍。”范士广直言。 《人间世2》记录了诸多生死之间的挣扎。但每当患者离世，家属在走廊失声痛哭，镜头就会自动远离。模糊的背影，并非最佳纪录角度，却常出现在画面中。然而正是这种尊重且克制的记录手法，让《人间世》与患者、家属间达成了微妙的交流方式。 聚焦精神病患的《笼中鸟》早在第一季便提上日程，但“马赛克”却是这类群体出现在报道中最常见的方式。第二季时摄制组找来七八位实习生，专门负责挨家挨户登门，与病患家属耐心沟通拍摄初衷和方式。“抱歉，我们不方便”，是他们听到最多的回复。团队在三个月内走访了近200家精神病患家庭，在护士长的帮助下，最终也只有30家同意拍摄。 在精神卫生中心，秦博经常看到家属领完药后，偷偷把药盒扔掉，最后镜头呈现的药片只有白色、粉色之分；很多家属还会把医保收据撕碎，宁可自费治疗。“对精神病患来说，他们面对的‘笼子’更多是社会，不是医院。他们需要得到更多尊重。”因此在成片中，与戏剧作品中衣不蔽体、又唱又跳的精神病相比，《笼中鸟》似乎过于“岁月静好”。不仅大部分画面拍摄于没有发作的时刻，很多精神病患在回答人生问题时，也有独到深刻的见解。例如有些患者在片中表达，“自我价值得到满足的时候，人是幸福的。” 秦博不否认《笼中鸟》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但曾有数据佐证，精神类疾病中，极度狂躁、具有危害他人倾向的只占不到5%。同时他也一直在思考，为何新闻专题片，访问的只能是正常人？“当一个人在遭受困境之后，他确实会参透一些人生道理，而非大家想象中如此疯癫。”《笼中鸟》在美好和不堪中，毅然选择了记录前者，镜头秉承对个体的最大尊重，而非消费苦难。 在最后一集《暴风雪》中，刚刚退休的上海阿姨商学兰被查出患有盆骨恶性肿瘤，只能通过截肢维持生命。回到家后，她坐在床上不停地抽泣，残缺的左腿赤裸裸地直面在预设的机位中。这个片段最终只克制地用了一个镜头。秦博说，对她而言，左腿是残酷，右腿就是尊重。 带重病儿童cosplay是为他们圆梦 以生与死为背景的纪录片，与拍摄对象的沟通远比记录更难。与出镜的患者、家属签订拍摄知情同意书，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两三个月。秦博说，他们是他人生活的闯入者，无权要求别人把生活袒露给你，“我总是感到愧疚，即便我们每天陪伴在他们身边，但我们始终拍摄是有目的的，没办法自认完全和他们一条心。”所以，他尊重每一位患者不接受拍摄的自由；对每一名镜头里的患者，也几乎报以“过命”的交情。 编导丁璨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刚介入拍摄时，有时连自我介绍还没说完，就被家属骂回去“滚！我不想再看见你和你的机器！”但丁璨没有放弃，而是换位思考，每天和朋友一样陪伴在身边聊天，“大哥，来了啊！”“今天天气挺冷的啊！”刚开始家属只以“嗯”敷衍了事，但坚持了一个月后，家属终于肯开口和丁璨聊天，“小丁啊，你们要拍到什么时候？” 一旦产生信任的感觉，摄制组与患者家庭间，便成了特殊的命运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俗，但范士广认为用它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最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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